【内容提要】一般以为，日本发展核电站是由于能源匮乏，而福岛核事故则源于安全管理的疏失。但事实上，战后日本保守政治以“无核战败论”取代对军国主义战争错误的反省，其所谓“科学立国”发展战略内涵的核国家主义欲望，乃核灾难历史逻辑的原点。美国情报组织利用日本精英阶层的“核科学”崇拜，笼络主宰读卖新闻集团的正力松太郎和青年议员中曾根康弘；他们分别掀起“和平利用”宣传运动和操纵国会通过“原子能预算案”，日本的核欲望被美国“和平核技术”扩散战略塑造成了“核电站”的物质形态。而随着核电的产业化，处于优势政治地位而唯利是图的官商勾结规律控制了可以收买、隐瞒、伪装、虚构的“科学”安全话语，最终导致福岛核事故。这是高技术文化帝国对依附性国家的信息战胜利，而失败国家的教训则在于核国家主义权贵集团对国民不负责任的谎言政治。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发生大地震和强海啸，但更恐怖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因此发生故障，导致爆炸与核泄漏；无形的“核辐射海啸”迅速给日本造成一种危害难以遏止、事实不敢面对、真相失去把握的毁灭性冲击，并波及东亚邻国乃至欧美。尽管政府以“避难”名义给福岛无人区保留着作为“故乡”或可重返的想象，尽管国民反复被告知“不会立刻影响健康”，但既然事故评价确定为与切尔诺贝利事故同等的世界最高水平七级，其恐怖性也就有了切实的参照。于是，日本国内的反核运动越发扩大；而在欧洲，6月中旬的意大利全民公投否定政府企图重开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被关闭的核电站，之前更有德国、瑞士制定了废止核电的政策方针。终于，日本首相菅直人于2011年7月13日也提出了“不依存核电”的目标。

　　    在中国，日本的灾难被公称为“感同身受”，民间也着实发生了非“感同身受”则决不至于的“抢盐风潮”；然而，对于核电的据实反思和深入讨论几近阙如。这种盲动与呆然两极化的社会精神状况，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核电一如既往地处于公共视野之外，另一方面则由于日本核电发展史、日美核关系史没有被纳入学术视野而不知其阴暗，技术乐观主义宣传依然取代着“核问题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其实，日本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前后从美国的国家档案中发现、译介了一些日美核关系资料，并进行本国档案的调查和口述史采访。长期以来，日本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反核知识分子论证了核电站乃“定时炸弹”的预言；现在，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也努力解析日本核灾难的必然性。尤其在政府作出“脱核电依存”表态之后，媒体以档案文件和当事人采访揭露“核电行政自始就是谎言”；①甚至已经有两位学者于2011年7月8日向东京地方检察机关以刑事案件控告了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公司”）和原子能安全保安院。②在2012年5月日本核电站全部停运的关头来临之际，处理核事故的前首相菅直人更以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没有安全的核电站”、“核电站只能解体”。③这预示着，日本核电产业在技术、经济神话被事故败局打破之后，即使政府可能从种种政治、经济战略考虑而作出部分重启核电站的决策，但反核的政治家、知识分子与核事故受害者绝不会沉默，推动“真相”接受道德、政治乃至法律上的审判。

　　    作为学术研究，由于反核电运动和资料挖掘是日本社会紧迫的斗争性课题，结合系统的核电发展史研究解析核灾难历史逻辑的学术成果尚不多见，而且其问题意识也往往集中于揭露核电站的危险性和核电利益集团的腐败性，因此，收集、研究相关史料并加以社会科学分析，尤其从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意识方面给以关注，是中国的日本学、国际关系学的重要课题，对思考中国的核电问题也能贡献有益的知识参照。 

        一、强国梦：始于“无核战败论”的核电发展秘史

　    　作为老生常谈的历史概论或一般想当然的理解，战后日本之所以发展核电，是因为石油、煤炭、天然气资源稀缺，即为了保障日本能源的自主独立性。然而，这种说法的牵强之处在于，日本也缺乏品位和规模有利用价值的核原料矿藏，而且地震、海啸多发，连基本的安全性、经济性都难以保障。虽然日本曾经煞有介事地在国内找矿，但即使在引进核电技术之初，1957年12月的《研制发电用核反应堆长期计划》中已经阐明：“从现实状况来看，核燃料资源不得不主要依存于国外。”④更滑稽的是，受到保密和避免军事转用的限制，基于1955年签署的《日美原子能研究协定》，日本接受美国提供的浓缩铀，造成了在核燃料、乏燃料处理和最终废弃物处置等方面“二重、三重的对外依赖”，业内专家很感忧虑。⑤因此，日本发展核电的逻辑根本不在于貌似合理的“非核资源贫乏说”，而是另有内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原子能预算”最初推手中曾根康弘的回忆录出版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日本“核能之父”正力松太郎的秘密文件曝光，真相终于开始呈现了。

　    　日本政治精英阶层对核能的渴望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被美国原子弹轰炸而投降的经历。战争期间，日本了解欧洲的核分裂研究进展，军方从1940年曾委托专业学者进行调查、研究。虽然幻想“一个火柴盒的份量足以毁灭一个城市”的超级炸弹，但原子弹研制需要强大的科技、工业能力，学者多认为来不及投入实战，因此无果而终。岂料，美国在对日作战后期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瞬间整城摧毁的威力及其造成的人间地狱般死伤惨状令日本最高决策层的战争意志崩溃：裕仁天皇认识到不能继续“这场无望取胜的战争”；首相铃木贯太郎获悉被原子弹轰炸后更“毛骨悚然”，认为“除结束战争之外已无路可走”。⑥

　　    然而，惨败投降之后的日本统治阶层并不掩饰国家精神的健在。1945年8月15日天皇广播“终战诏书”的当晚，铃木贯太郎首相发表讲话，一面“感谢和哀悼”为“帝国自卫与东亚安定”而战死、受难的同胞，一面号召“开始新日本建设”，特别强调要“致力于这次战争最大缺陷之科学技术的振兴”。⑦8月17日东久迩宫内阁成立，新任文部大臣前田多门在就职时阐述其“科学立国”的思想时说：“我们败给了敌人的科学，这一事实被投到广岛的原子弹所证明。”因此，“振兴科学”是今后的重要课题。⑧如此，通过强调原子弹具有“科学史上空前残虐的效果”，呼吁坚信“我民族之优秀”而生出“新的勇气和努力”，把国民情绪从对领导者战争责任的思考引导到“无核战败论”所暗示的科学主义强国梦上。这种以无是非价值判断的“科学技术决定论史观”阻断战争责任追究，甚至把战败责任追究偷换为战败原因思考的强国梦，固然可谓统治者为逃避责任而对国民的精神愚弄，但得到了一位青年军官的共鸣。他复员后投身政界竞选议员，推动国会通过原子能预算案和原子能立法，1959年入阁任科学技术厅长官兼任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再经运输大臣、防卫厅长官而于1982年成为首相。他就是把核电发展称作自己政治家生涯“开花结果”的中曾根康弘。⑨ 
  
　　    中曾根194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海军学校教育后到海军任低级军官。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1945年8月6日，他正在距广岛150公里的高松市执行运输任务，远处原子弹爆炸后的巨大蘑菇云印在心里，成了他所谓“核能时代”使命感的“原点”。⑩然而，投降后的日本被盟军占领，当局禁止研究核能。战争期间曾经领导陆军方面原子弹研究的物理学者仁科芳雄所在的“物理化学研究所”受到武装士兵控制下的调查。1945年11月美军破坏了日本所有的四台回旋加速器并投弃到海里。中曾根看到新闻报道后“非常愤怒”，更坚定了“必须以科学技术振兴日本”的决心。111946年，他怀着“作为复员军人报答战死英灵的最高选择就是为了重建日本而站到政治最前线”的心情决意从政，次年4月当选国会众议员。12随着冷战的加剧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对日政策由惩罚转向扶植，加快准备缔结对日和约。反映在核政策上，美国从1950年4月开始向日本提供核反应堆生产的放射性同位素，占领军也许可日本从1952年开始重建回旋加速器工程。1951年1月美国议和特使杜勒斯访问日本，中曾根通过杜勒斯的秘书提交了关于和约的建议书，其中包括日本从事原子科学研究的内容。而1951年9月签署的对日和约中没有限制日本核能研究的条款，等于宣布了战后禁令的解除。

　　    岂止是解除对日核禁令，这时的美国正处于从军事利用技术垄断向和平利用技术输出的核政策转换酝酿期。美国开发原子弹耗费巨资并形成了庞大的科研、工业组织；苏联希望禁止使用、停止生产、销毁所有的原子弹，这意味着剥夺美国的政治军事优势，葬送其多年的国家能力积累；美国拒绝接受。但苏联并不示弱，于1949年8月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开发氢弹以保持对苏联的核技术优位， 美国1952年12月1日成功爆炸氢弹。岂料苏联追赶的速度也加快，1953年8月12日爆炸了氢弹。面对核军备竞赛的恐怖前景和美国不可能垄断核技术的现实，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决定向全世界提出和平利用核能、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管理的政策构想。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这一主旨的演说，希望和苏联一起“把核科学从破坏性的目的转向和平的目的”。13这是美国为适应核技术必然扩散的现实而采取的新世界战略：主动控制扩散进程，通过核电等“和平利用”项目的输出来稳定和扩张势力范围，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政治经济利益。

　　    在酝酿和平利用核能战略同时，美国渗透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情报战也活跃起来。哈佛大学出身、曾职属麦克阿瑟司令部反情报机构（CIC）而经常在日本国会和各政党活动的科尔顿联系中曾根，劝他参加基辛格组织的1953年暑期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讨班。中曾根当时就感到：科尔顿对吉田茂首相持批判态度，其用意是“培养新的政治家”，就盯住了自己。此前，中曾根1950年6月去欧美参加国际会议和访问，在美国还“碰巧”被安排住到了国务院日本处的一位官员家里，受到热情接待。这位外交官在1951年1月作为议和特使杜勒斯的秘书随访，中曾根就是通过他向杜勒斯递交了关于和约的建议书。14对于日本政治家与美国的关系，福岛核事故后中曾根在《朝日新闻》的专栏里这样反思：自己主张改宪和重新武装，批评轻武装、经济优先的吉田路线是“对美从属”；然而，虽然厌恶“对美从属”，总还希望得到美国的某种承认或赏识。战后日本就是挣扎于这种“两面性”。15无论如何“挣扎”，中曾根最终把美国情报人员的安排视作机会，1953年7月到哈佛大学参加了研讨班；而对日本战后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则是这次修学旅行的哈佛外部分：参观美国的核设施，在纽约与财界人士接触。此时，美国的核能产业组织正在推动核军事技术向民用转移，中曾根感到应该迅速乘势而上。到旧金山，他听取在美国的日本物理学者嵯峨根辽吉（40年代初曾经建议日本的陆军、海军技术部门组织原子弹研究，其所在的物理化学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被美国占领军捣毁并扔到海里）的意见：确立国策，制定法律，拿出预算——否则像样的学者不会靠拢。16

　　    取经回国，中曾根秘密展开预算案的研讨。他深信：既然受左翼学者控制的学术会议总是否决研究和平利用核能的意见，就只能用政治的力量打破困境。本来，中曾根所在的改进党太小，无力单独在国会推动预算和法律议案；但此时吉田茂首相的自由党议员席位不过半数，其预算和法案如果没有改进党的合作就不能成立。因此，中曾根和同党密谋：在1954年3月预算成立之前突然提出计上核能项目的预算修正案，逼自由党同意。成功的关键在于保密，如果泄漏就可能遭到学术界和新闻界的痛打。结果恰如所愿，自由党不得不接受在临表决之前中曾根等人的突袭，预算修正案在茫然之间得以通过。

　　    这个最初的核能预算包括研究费补助23500万日元、铀资源调查费1500万日元等共3亿日元。社会上流传，中曾根等人说过“学者在那里发呆，拿捆钞票砸他们脸上叫醒”的话，似乎有辱斯文；却也正如所料，日本学术会议一边对没得到通气表示“遗憾”，一边就做出了合作的姿态。这样，有关核能的调查、研究、行政组织以及谈判接受美国的浓缩铀、参加美国的核科技人员培训等等，都渐次运作起来。171955年8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原子能和平利用国际会议，中曾根等四名议员作为日本代表团的顾问参加。议员团会后周游欧美数国，白天考察核能研究机构和燃料处理设施，晚上讨论日本的相关立法工作。回国后，他们组织超党派的议员行动，在一两年内推动了《原子能基本法》、《原子能委员会设置法》、《科学技术厅设置法》等多项立法，建构起核能开发的行政体制并签署了《日美原子能研究协定》。这样，日本核电发展的国家引擎启动了。 

        二、首相梦：被“对日心理战”控制的核电发展秘史

　　    虽然有以中曾根为代表能谋善断的政治家发动国家机器，但突如其来的核能预算受到了舆论的批评。在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日本建设核设施，难免引发国民感情的抵制和选址用地的排斥；所以，战后日本既然标榜民主和人权，政治推动的核发展运作就不能不争取社会的理解。而日本也恰巧出现了承担这种新闻传播使命的精英人物：读卖新闻和日本电视广播网株式会社的主人正力松太郎暗中与美国情报机构合作，对日本国民展开了核能崇拜的信息战——当时美国的情报政治术语称之为“对日心理战”。

　　    正力松太郎生于1885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24年辞去警视厅官职投身新闻界。他借款收购读卖新闻自作社长，用心经营而使之成长为发行量较大的大众报纸。战后，正力筹划覆盖全国的微波通讯网，以提供广播、电视、传真、电话、警务和交通电讯等多种情报信息服务，企图把所有媒体一举掌控。“正力微波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美国的支援，作为其一部分创立了日本最早的民营电视业“日本电视广播网株式会社”，1953年8月“日本电视台”开播；这是因为，美国出于对日本被共产主义势力控制的不安而通过中央情报局（CIA）等秘密机构展开对日心理战，但工会力量强大的日本广播协会（NHK）从占领时期就抵制播放美国的宣传节目，所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心理战局（PSB）和国防部支持反共主义者正力拥有电视台，承诺为“正力微波构想”提供1000万美元的借款。然而，“民间公司从外国借款建设通讯网”被认为威胁日本国家安全，在国会遭到反对；吉田首相甚至对正力表示：“除非你当了总理大臣，否则那种构想不会实现。”这刺激了正力的权力野心。而此时正值美国推行和平利用核能的世界战略转换之际，其相关企业和政治活动家也在日本寻找核贸易合作的实业家，情报机关则谋求日本媒体合作来对付日本的反核、反美舆论；于是，正力这位日本的“新闻之王”、“电视之父”遂进一步与美国相互利用，“微波构想”就升级为依靠美国引进核电、取得日本“原子能之父”地位以作为问鼎资格的“首相梦”了。18

　　     战后日本经济复兴需要强大的电力供给，政府长期与美国交涉电源开发贷款，而作为担保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以下简称“美国通用”）和西屋电气公司在核电技术开发方面也走在前沿，期待着继传统发电设施之后再输出核电技术。1953年底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演讲之后，1954年1月美国国务院就给日本政府发送了秘密文件《核能发电的经济性》。而正力的《读卖新闻》从1954年1月1日起开辟大型连载专栏“终于抓住了太阳”，宣传核能知识与核能和平利用，把核能誉为“太阳的光辉”。19日本的政界、财界认为正力背后有美国支持，是获得经济技术援助的管道；而美国把正力看作消除反美、反核舆论以及向日本输出核技术的关键人物；正力则利用两方的期待，在中曾根等人策划核能研究开发预算案成功之后大造“和平利用”舆论，推动政府组建核能行政，开辟自己从议员、内阁大臣向总理大臣接近的路径。 
 
　　    这场国家间博弈交织个人投机的利用与反利用黑幕游戏，正式开始于1954年3月的美国氢弹爆炸试验。总统演讲后的氢弹试验不仅让人们怀疑美国“和平利用”的诚意，更令日本国民愤怒的是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船员蒙受放射性微尘的伤害以及对渔业的打击；而且，美国方面把日本医师诊断为氢弹爆炸受害死亡的船员久保山爱吉的死因解释为“输血导致肝炎”。20于是，美国推脱责任的言行和日本政府的对美屈辱外交在国会受到追究，社会上更掀起了战后最大规模的反美、反核运动，史称“第五福龙丸事件”。

　　    反美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批评不利于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保证日本在占领结束后仍属于西方阵营是美国在日情报机构的职责，美国心理战局（在1953年9月的情报机构改组中撤销，心理战职能转移到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1953年1月30日制定的《对日心理战计划》称：“影响日本的知识阶层，支援对加紧再军备有好意的人，促进日本和远东其他自由主义国家的相互理解；迅速实施上述心理战，与中立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反美感情作斗争。”21但“第五福龙丸事件”后，这种笼统的一般论就不适应日本尖锐化的反核、反美社会形势了。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于5月20日向国务院报告，分析反美舆论的心理、政治背景，其中谈到日本国民受原子弹轰炸的特殊经历、学者因美国占领军破坏日本的回旋加速器而抱有强烈的反美感情等多种问题。22为此，美国调整对日心理战部署。艾森豪威尔总统在5月26日给国务卿杜勒斯的备忘录中要求拿出增进“美国在日本利益”的对策。国务院远东局在给总统的绝密备忘录中分析说：“日本人对核武器有病态的敏感，认为自己是受歧视的牺牲者。”因此建议提供核能知识信息、推进对日核交流，称核技术合作是“对日本人情感和无知最好的治疗法”。23于是，美国积极炫耀核技术，引诱日本发展核产业，通过“和平利用原子能”笼络日本。

　　    正力理解自己在日本反美、反核运动形势下对于美国的价值，算计着借助美国势力扩大影响。美国总统发起“和平利用原子能”运动，产业界也有“原子能马歇尔计划”的呼吁，这在日本的经济界、电力业界已掀起波澜。正力便考虑推动美国派出“原子能和平利用使节团”，以使自己成为日本核事业的旗手。1954年8月，读卖新闻社策划了一个所谓“谁都能明白的核能”展览会，把“第五福龙丸事件”受害船只也拖到会场，在抗议运动高潮中反而利用人们的关注与好奇来进行出其不意的核宣传。12月31日，正力的亲信柴田秀利向中央情报局工作员递交了《原子能和平利用使节团旨趣书》，并请求活动指导，主要谈到：日本曾被原子弹轰炸，最近又因氢弹爆炸试验受害，对美国强烈憎恶。共产主义者在作反美宣传，日本保守政党陷于分裂，亲美保守势力的基础已经危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本邀请美国的核能专家、企业家来访最有效果。“为了能充分影响国会大选，有必要在明年（1955年）初或者不迟于2月初实现。为了扭转日本的反核、反美舆论，使节团必须得到总统正式的书信。正力松太郎不仅以读卖新闻的名义迎接使节团，并准备举读卖集团之力展开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启蒙运动。”24这是一个迎合美国对日心理战的计划，条件是美国以正力渠道向日本提供核技术。

　　    中央情报局固然需要利用正力及其读卖集团平息日本的反美、反核运动，但对日输出核技术是为了更大的美国利益，因此也警惕被正力利用。他们注意到柴田秀利称要求派遣使节团的意图具有“政治性”，即“大选中核能问题将成为焦点”。作为美国的政府机构，中央情报局如果参与正力竞选的个人野心计划，可能会发展为外交问题。正力设定的使节团访日时间，恰值众议院大选开始之际，招待使节团经媒体宣传也就成了正力以“核能产业革命”和“保守大联合”为公约竞选的助选运动。而且，正力还要求资金援助和总统的亲笔信，这无非是既暗中取利，又公开显示其得到了美国支持的权威认证，对日本政界、财界将产生非同寻常的心理冲击效果。基于这种分析，中央情报局总部决定不受正力所设定的使节团访日的时间限制，更不提供资金，也拒绝让使节团携带总统给日本国民的亲笔信。对此，其内部文件特别解释说，在国际核能合作领域，美国的政策并没有设想广泛的资金援助。“如果我们承认使节团作为美国的代理人，就冒了一个危险，给日本造成美国会为核电站建设出资、核电唾手可得的错误期待。”25

　    　基于对正力野心的解读，美国方面认为受权力欲望驱使而投入和平利用原子能运动的正力不会因为没有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而热情消退。果然，即使自己的要求被中央情报局拒绝，正力仍发动读卖集团展开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启蒙宣传运动，积极报道美国帮助日本的有利消息，从而在事实上帮助了自己的竞选。1955年2月27日开票的结果——正力当选众议员。此后，正力越发热情高涨，4月组织了自任会长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恳谈会”，还负担美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使节团”5月访日期间的费用。

　　    但作为美国筹划的宣传和平核技术的公共外交项目，中央情报局请正力协助在日本举办“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览会”，费用则主要由美国提供。1955年11月博览会在东京开幕，持续在全国多个城市巡回，广岛是第五站。26正力怀揣着从美国贷款引进动力核反应堆、建设核电站并以此为政绩登上首相之位的算计，积极与美国方面配合，《读卖新闻》、日本电视台全面报道，甚至使用了直升机空中摄影。结果，参观者踊跃，美国方面对“心理战”的效果非常满意。体验了大阪会场盛况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干部在报告中惊叹日本“对总统和平利用核能构想抱有如此善意”，认为博览会“显著改变了日本人对核能的态度”。27当然，正力也从与美国的合作中得到了政治利益。博览会开幕之后，他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感谢信，显示其与美国非同一般的关系。大致与博览会同时，他所推动的保守政治力量大联合实现，自由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原民主党党首、首相鸠山一郎在自民党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于11月22日成立第三次鸠山内阁，正力得以入阁就任国务大臣。1956年1月1日，政府成立决定核能政策的权威机构“原子能委员会”，正力被任命为委员长；5月19日，政府正式设置科学技术厅，正力被任命为该厅长官。春风得意之际，正力松太郎于1956年1月4日召开原子能委员会议，随之向媒体谈话：十年以内举办核电的计划太慢，希望在五年以内早日建设经济合算的核电站。28

　    　在推动保守大联合的过程中，除了借助美国造势，正力还暗中提供巨额政治资金，得到民主党高层许诺：如果民主党党首鸠山一郎和自由党党首绪方竹虎争夺自由民主党总裁而互不相让，就推举正力。中央情报局也了解到正力可能成为首相的秘息，但对于其野心明显的微波通信网构想与核电计划并不支持，认为：如果建成正力的微波通信网，必然导致日本在亚洲具有强大的宣传影响力；而如果接受其有关核能的要求，必然导致日本拥有原子弹。这些作为麻烦制造者的潜在能力，可能成为日本跻身世界列强一流国家的工具。29中央情报局甚至盘算，他们为了接近日本而提供的东西，转手后他们就长期不能干预故而不能控制。“一旦日本人到手，这些东西就任由他们运营和利用了。”30总之，无论是出于对旧敌国拥有原子弹的不安，还是从长期控制日本的国际政治权力和过程节奏考虑，尽管美国核能产业界跃跃欲试，但政界尤其情报部门对于向日本快速输出核技术仍然踌躇。

　　    这样，美日核关系就在美国极力掌控日本的主动权而日本上层混乱、无知导致冒进决策的方向上发展起来。作为初衷，日本学术界曾经提出“公开、民主、自主”的和平利用核能三原则，在1955年12月通过的《原子能基本法》中表述为：和平目的，民主运营，自主举办，成果公开，国际合作。而且学者们还主张：应该首先强化基础研究，以符合国情的自主开发为目标。31但在具体的政治经济过程中，急于上马获利的官僚、企业所追求的是“现实性”和“经济性”，所以当美国在1955年提出供应浓缩铀之后，日本受到美国与土耳其缔结合作协定的刺激，便于年底签署了《日美原子能研究协定》，据此依靠美国提供研究用核物质、反应堆设施和相关技术知识。但美国的保密要求使得日本的上述原则空文化，导向了政策、技术、原料全面依附性的日美核关系。而正力为了制造核电政绩还迫不及待地要求美国提供动力核反应堆、帮助建设核电站，特别是绪方竹虎于1956年1月28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而使其“首相梦”遭到重挫之后，只能期待4月5日当选自由民主党首任总裁的鸠山一郎将来传位于他，所以正力越发急于实现核电站引进。就在美国态度不明朗之际，英国的核电业界积极探求向日本出口的机会，所谓“英国核电一千瓦的成本为0.6便士”之说颇为动人；于是，正力邀请英国专家5月中旬来访，得到了技术领先、经济性经过实验、不需要试验反应堆、五年或十年内可以建成发电等等承诺。32

　　    受到英国竞争的冲击，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研究援助正力的核电建设计划，试图稳住日本。6月3日，美国亚洲核能中心建设项目的调查团访日，但团长福克斯仍然希望日本等待，说英国反应堆的技术性问题多，建设费用远高于美国，“0.6便士成本”之说荒唐；因此，如果日本的动力需求允许，等到目前建设中的美国反应堆能提供详细数据的1961年前后，日本再搞动力反应堆才是明智的。33这些批评令积极配合了美国“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览会”的正力愤怒而失望，因为他的“首相梦”需要在五年内建成核电站的实绩，而不能等到五年以后的美国技术数据才开始建设核电站。尽管重视日美关系的外务省希望正力谨慎决定，尽管美国方面因为忧虑英国、更担心苏联加入向日本输出核电站的竞争而承诺对日本放宽提供动力反应堆的限制，但由于鸠山一郎在1956年10月结束日苏恢复邦交谈判之后宣布引退，正力认识到自己可能连科学技术厅长官、原子能委员长的位置也将难以保住，便匆忙在11月19日基于原子能委员会访英调查团的中间报告宣布从英国引进核电站。而调查团在1957年1月17日提出的正式报告也支持正力的决定，称：“英国反应堆的技术性、经济性问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清楚了，可以引进。”34

　　    果然，1956年12月诞生的自民党新总裁石桥湛三内阁没有正力的任何位子，石桥重病引退后，1957年2月成立的岸信介内阁直到7月改造时才让正力官复科学技术厅长官、原子能委员长，但1958年6月第二次岸信介内阁成立时正力未获留任。至此，正力松太郎的“首相梦”彻底破灭，但因其“首相梦”仓促操作起来的日本核电工程在官商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已经是离弦之箭了。更滑稽的是核电技术的商业性所隐蔽的欺骗性，从英国引进的核电站自建设之初就不断遭遇挫折和暴露隐患。首先，1957年9月英日两国开始原子能合作协定谈判之后，英国温德斯凯尔的一个军用核反应堆10月10日发生堆芯熔毁导致核物质泄漏，引起巨大的安全性争论。英国方面出乎意料地要求在协定中加入对核事故的“免责条款”，而日本原子能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这类“免责条款”竟然是国际惯例，正力虽愤言拒绝但无可奈何，如鲠在喉也只好囫囵吞下。其次，日本从英国引进的核电项目选址于茨城县东海村，1960年初开始建设，经历了材料变更等周折，工期延长，建设费大增，试运转过程中又多次发生故障，营业运转大幅度推迟。最后，东海核电站于1966年7月25日终于开始营运，岂料到1969年12月又因英国钢材氧化问题不得不降低电力输出。有了这些曲折和痛苦经验，日本再不引进英国技术了。这当然等于宣告正力核电行政的彻底失败，其本人也于1969年10月9日在医院中孤独地死去。然而，正力身后的日本核电迷信集团已经壮大起来，他们转头引进美国技术，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便成浪潮滚滚之势，其中就有2011年3月给日本带来“国难”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三、福岛核事故真相：“定时原子弹”的人祸原理

　　    正力松太郎主导引进的英国核电站技术，业内称为“石墨气冷型反应堆（Graphite-Gas Reactor）”，使用天然铀；从工程建设到初期运转，饱尝工事复杂、费用膨胀、故障多发之苦。更兼日本铀矿的品位和规模不具有经济性，所谓核原料自给自足的设想破灭，50年代喧嚣的核发电乐观论受到打击。然而，已经发动起来的核国家欲望机器既不停止运转，也不反省高技术引进的被动效应，而听从学者应重视基础研究和自主研发的意见，因此从轻信英国宣传，转而被美国60年代中期鼓吹美国通用开发成功使用浓缩铀的“沸水型轻水反应堆（Boiling Water Reactor）”完全具有与火电匹敌的经济性所吸引，于是加入了美国掀起的“轻水堆热潮”。美国通用还推出了对无知但渴望超能的依附妄想者来说颇具魅力的“交钥匙合同”出口方案，即签订合同时制造商以固定价格接受订货，对直到试运转阶段的全工程负责，因工期延长、建设费上涨造成的费用增加部分也给予免除。如此，电力公司可以不必参与技术而只需等着开工使用，看起来极其轻松。经过1964年美国在第三次原子能和平利用国际会议（日内瓦）上的宣传，日本等国家开始引进。1966年，日本正式决定由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公司”）和关西电力公司分别采用美国通用生产的沸水型轻水反应堆和西屋电气公司生产的“压水型轻水反应堆（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从70年代初陆续在各地投入运转。35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工程从1966年开始整地建设，东电公司与美国通用以“交钥匙合同”方式订立成套设备建设契约，东芝、日立等公司与美国通用签订工程承包合同。1971年3月， 1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营，此后扩展至6号机组。

　　    以70年代初福岛第一核电站等首批美国装备的核电厂投产为标志，日本的核电产业进入“起飞”阶段，但也是问题多发、反核电运动兴起的时期。事实上，轻水反应堆并不像美国所宣传的那样具有经济性和安全性，其技术开发甚至尚未完成，比如传热系统分别有冷却水钢管龟裂、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损伤之类的问题；虽然不至于造成大量核泄漏，但承担修理作业的工人深受核辐射之害。这使得设备利用率仅在50％上下，经济性、安全性开始受到怀疑。而日本核电发展的“密室操作”性以及军事转用可能、恐怖性风险等等与民主主义不能相容，更成为社会批判的广泛共识。尤其突出的矛盾是，政府一意孤行发展核电站，但随着60年代国民的公害、环境问题意识增强，核电站也被视为“麻烦设施”，遭到地权者、渔业权者的顽强抵抗，核电站选址用地纠纷胶着化。这导致了与“3·11福岛核灾难”有关的结果：由于新建核电站选址用地遭遇困难，在60年代已经接受核电站的区域集中增设就成为一种选择；这种增设因为既设地的财产权处分问题已经解决而任由官商作为，国会、司法对官僚行政的制约和地方、居民对决策过程的意见表达无效；并且，老化机组也多不报废而继续被延长服役，福岛第一核电站就是代表性的例子。根据一般的认识，核电站机组工作40年后应当废弃。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到2011年3月满40年寿命，其“老朽化”已经引起不安和要求废弃的批判。但民主党政权竭力推动核电站出口，其对于核电产业的热衷不下于自民党，继承了自民党关于延长运转的计划。东电公司则坚称可以确保安全运转60年，经济产业省原子能保安院于地震前夕的2月初认可1号机组继续运转10年。至于安全问题，经济产业大臣在众议院经济产业委员会答辩时回避事实，只是重复“官僚教科书”式地说了一通“多重防护”、有事故也“不会发生堆芯熔毁”、“为此作出了种种计划”之类的空话。36

　　    不幸的是，3月11日的大地震和海啸彻底揭穿了官商虚构的“多重防护体系”谎言。地震后福岛第一核电站反应堆的核裂变反应停止了，但由于供电随之中断，反应堆的冷却机能也停止了，这就需要外部电源或备用发电机供电。岂料，受到海啸冲击，外部电源和备用发电机竟然全部不能工作。于是紧急寻求救援电源车，但电源车到达后又因电缆太短、插头形状不合而不能供电。如此的慌乱徒劳之间，反应堆内冷却水蒸发、核燃料损伤、炉芯熔毁，安全壳内压力异常上升，遂有开放安全壳阀门减压的决断。然而，首相官邸的指示被东电公司默杀，菅直人首相不得不冒险乘自卫队直升飞机亲临现场发令。据称，东电公司之所以抗命，是因为作业处核辐射太强，黑暗中作业太危险。直到首相“视察”后3小时的3月12日上午10时许，开阀减压作业才开始，但由于厂房内氢气积蓄过多而发生爆炸。371号机组在开阀后5小时率先爆破厂房而揭开大规模核泄漏的序幕，3号、2号、4号机组也随后发生爆炸和火灾。由于不能及时接通外部电源和修复被损坏的冷却系统，直升飞机和消防车注水就成为一种临时救急的选择；但大量注水的积蓄又阻碍设备抢修，于是这些核污染水便被放流入海。如此，发展至世界最高级、陆海空全面污染的核泄漏事故。

　　    很显然，反民主原则、反科学规律、虚言安全措施、虚置安全责任而官商勾结、经济利益优先的独断冒进主义是福岛核灾难基本的“人祸原理”。这条原理的“具体实践”细节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安全”问题竟然由于迷信美国技术和美国宣传而被无视！事故发生后，著名媒体人田原总一郎询问参与福岛核电站反应堆安全壳、压力容器设计的技术人员：“设计中没考虑过安全性的问题吗？”答曰：“坦率地说，没考虑过。完全埋头于工作的奇妙趣味，只关心怎么设计、数值计算了。”他们忽视安全性或者事故的可能性，承认“开始考虑核电站与社会的关系是从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以后”。38但事实上，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已经给日本国民造成很大冲击，惟官商不加重视。即使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以后，即使其核泄漏扩散到了日本，即使欧洲国家因此重估核电政策，当时的中曾根康弘政府仍然诱导国民回避安全问题，甚至连安全性检查也不予考虑，只是重复“日本的核电站反应堆类型不同于苏联，可以确保安全”之类似是而非的空话。39必然地，核电利益集团继续忽视生产技术过程中的实际安全问题。比如曾担任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的铃木笃之在福岛核事故后接受采访时，一方面承认对“老朽化”核电站设备进行抗震性检查的重要性，一方面又否定说如果在既存核电站内搞抗震性检查设施，“那就没完没了”。但对于“现在许多运转了40年、30年的老旧设备令人不安”的提问，他的回答竟然是“如果不安，就只能更换”。40这是多么令人啼笑皆非的“旋转门”幽默！率先爆炸的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之所以被决定延长使用，就是因为存在着妄称可以“确保安全”的官商强权，而批判者要求废弃的悲愿又遭到官商强权的压制和拒绝，怎么可能发生正常的“不安”而“更换”呢？所以，有学者痛批：福岛核灾难暴露了国家的“不负责任体系”，即垄断企业，给予垄断企业特权的官僚和政治家，在与垄断企业、政府的勾结中成长起来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群体，以及在他们周围聚生不衰的地方政府和小企业，当然媒体也对这一“不负责任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41

　　    作为直面问题的反省，日本社会一般热衷于上述批评，政府方面也承认要整顿、改革核产业的政治经济体制。但福岛核电站的“人祸原理”其实还有一条，那就是后殖民性或依附性的日美关系。这条原理在福岛核危机的新闻报道中被揭示出来了，只是在美国高举“同盟”旗帜帮助日本抗灾的“朋友作战”行动和日本政府反复感谢的新闻传播冲击下被排斥于灾难叙事的“非主流”地位。

　    　所谓后殖民性或依附性的日美关系，是指虽然美国高举反殖民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旗帜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但其战后外交仍然贯彻着“以权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强权政治原则，势力范围的战略控制、国际关系结构的日常经营支撑着美国利益优位的金字塔，被占领国家、发展中国家则被置于其政治控制、经济利用的底层。这种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经过秘密的情报工作和大众信息传播的流向流程控制，塑造出了一些国家对美国的依附性，即终结了殖民主义战争之后的世界政治继续着变种另类的殖民主义价值实践和文化主体性缺损的依附性发展。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不仅日本的核电发展史反映了日美关系的后殖民性或依附性，而且福岛核电站爆炸的直接原因也与之相关。据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使用的是美国通用60年代开发的“马克I”沸水型反应堆，而设计该型反应堆的技术专家戴尔·布莱登堡在1975年就认识到“马克I”存在着“失去冷却水将导致压力不可承受”的设计缺陷，议论过停止运转的问题。岂料遭到上司制止，理由是：“如果不让其继续运转，公司的反应堆就卖不出去了。”1976年布莱登堡退职后曾就这种反应堆“安全壳上部小”等结构缺陷及其危险性在国会作证，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专家也指出同样的问题，美国通用公司才安装减压阀并改善安全壳下部支撑结构的强度。但布莱登堡认为：从福岛核电站反应堆损伤的情况看，“即使采取补强措施，基本设计没变，所以仍不具备承受氢爆炸压力的强度。”42这就是说，福岛核电站事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反应堆的结构缺陷决定的，核电站简直如特洛伊木马，“人祸”引信早已暗伏在“不能停止运转”的美国利益压倒日本安全的后殖民历史结构中了。

　　    但如果日本具有充分的主体性自觉，本来也可以防患于未然。据1993年至1999年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的瑞士核工程专家布鲁诺·皮劳德透露：“马克I”型反应堆的压力容器和安全壳之间太近，如果发生氢气会使压力急剧升高，70年代就认识到氢气爆炸的危险性。从这次事故看，“福岛核电站的厂房像圣诞礼物盒子一样，简单地就被炸坏了。”瑞士的电力公司也使用“马克I”，但采取了双重安全壳、双重厂房等预防氢气爆炸的对策。皮劳德曾在所经营的公司主持改良工程，1992年访问东电公司时也建议过：强化安全壳和厂房，水源和电源多样化，在厂房内设置使氢气与氧气再结合成水的复合器以防止氢气爆炸，在排气口设置吸收放射性物质的过滤器等等。然而，东电公司置若罔闻，声称：“通用公司什么也没说，所以没必要改良。”一直到皮劳德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副总干事，东电公司仍不采取对策。另外，在2007年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也曾经指出过福岛县境内核电站的防震、防海啸对策不足的问题。经过这次大地震可以判明，事故是“东电造成的人祸”，其“事前安全对策的懈怠比事后对应的问题更严重”。“东电是大公司，深信什么都懂，摆出一幅王者模样的尊大姿态。”如果说切尔诺贝利事故是“苏联型”，那么“福岛核电站事故则可谓不正眼看世界之东电的妄自尊大所招致的东电型事故”。43从皮劳德的批评可以看出，对美国之外世界的“妄自尊大”和对美国的愚昧依附乃日本主体性缺损症的两面；东电公司的妄自尊大并非由于它真的“什么都懂”，而是由于它迷信“通用公司什么也没说”。这种美国迷信使得东电公司傲视他国专家的逆耳忠言，蔑视本国国民的啼血悲愿。而从整个战后历史看，日本的统治精英阶层把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理解为“无核”之“科学缺陷”，其核利益集团一直就是美国“科学”鸦片的吸食者。结果，由美国的世界战略组织推动和日本的核利益集团发展起来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设施，成为埋藏在战后历史中不知何时爆炸但终将爆炸的另类“原子弹”。尽管日本的反核知识分子预言了核电站的“定时炸弹”性质，但无力与依附性的日美同盟“主流”政治话语相对抗，更遭到对美国轻信盲从、对国民欺瞒敷衍的日本政府的排斥，大规模的核灾难也就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了日本。 

        四、结语：信息战时代的“新威胁”观与安全保障重建

　    　福岛核事故爆发后，日本领导人含泪痛告国民遭遇了“战后最大危机”。恐慌之中的东电公司企图从现场“撤退”，首相菅直人怀“国家崩溃”之忧，斥责说：“日本可能完蛋之际无处撤退！”他考虑到，如果放置不管，肯定要超过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核泄漏量，“国际部队必开来收拾局面”。44而以研究太平洋战争、南京大屠杀事件著称的现代史学者秦郁彦甚至在报纸上撰文，希望交由美国处理福岛核危机。他认为：日本官员擅长辩解但无知无能故不可信赖，所以不如把东电公司国有化，请掌握核技术、有处理核事故经验、有专业部队、有占领日本经验的美国来进行“镇压作战”。45当然，日本政治家既不允许出现东电公司“撤退”导致国家“崩溃”的局面，也没选择交由美国“镇压”这种疑似二次“被占领”的构想，而是采取把美国专家请进首相官邸研究对策的虚实周到、里面兼顾法，勉强初步控制住了事态。但据学者估计，一线抢险人员和数十万周边居民遭到核辐射，福岛地区的土地、海洋及其产品被污染，事故核反应堆的解体处理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导致数十万员工受核辐射，产生难以预估的费用，并将产生数百万吨的放射性废弃物。而且，政府还靠“不会立即影响健康”这种似是而非的谎言，把“避难”与否的判断转嫁给东北、关东“低量辐射受害地带”的数百万居民“自主”选择，等于推脱了补偿他们财产、生命遭受损害的责任。46无论从物质摧毁抑或从精神袭击来看，福岛核危机对日本国民而言都是一场被置于地狱边缘般恐怖的“战争”。日本舆论直言“3·11是第二次战败”，或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日本“货币战”则为“第三次战败”；而经过这次“原子能战败”，美国也有了日本已沦为“轻度失败国家”的说法。47

　    　那么，如何理解这场“战争”？历史的过程研究给了我们初步的实证经验知识和相应的社会科学启示。

　    　第一，战后初期的日本统治阶层以“无核战败论”取代对军国主义战争错误的反省，其所谓“科学立国”发展战略内涵着核国家主义欲望，这种欲望受到美国的警惕并被其核技术和平扩散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塑造成“核电站”的物质形态，日本核灾难的历史连续性、美日国家利益博弈的不对称结构触目惊心地呈现出来。我们看到，美国不仅赢得了大规模利润的贸易战，而且其“科学”包装的“和平原子能”贸易还给日本带来了新型核打击。更荒唐的是，这种延迟发作的大规模摧毁由于长期潜伏在“原子能电力”的功能名义之下而被直觉为“灾难”，于是美国再次扮演成“救世主”的角色，日本即使不便恳求其派部队实施“镇压作战”，但也以热烈的礼赞接受了美军发起的“朋友作战”。总之，美国取得了贸易、政治、心理等多重意义的“新战争”胜利，而且将“从胜利走向胜利”——仅计划交由美国、法国“援助”处理数万吨核污水一项，预估日本就需支付500亿日元以上的费用。48这就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发起“和平利用原子能”运动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收益。而日本的失败则在于，即便再次遭受核灾难的打击，至少在抢险救急之际，由于技术、装备、知识的欠缺，也不得不依赖于作为核灾难源的美国。日美关系从广岛到福岛的历史坐标就是如此有逻辑但很滑稽地联系着。

　　    第二，历史的过程研究向我们提示了这一“新战争”形态的特征和原理，即美国通过“核科学”之类高端“知识”的国际传播，为控制日本政府决策的新帝国权力建构了“合理”的国际关系话语，使美国的高技术输出利益被日本理解为自身的赶超发展利益，而赶超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殖民性或依附性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实乃美国权力、利益、优势的可持续增长机制，也是日本风险、危机、牺牲的扩大再生产陷阱。这种历史现象，相较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人体战、工业文明时代的机械战，是高技术文明时代的“新战争”形态——信息战。

　　    战争是社会集团之间因利益和权力竞争而发生的有组织暴力冲突。农业文明时代的战争是阶级之间的人体战，阶级战争导致国家的建立。工业文明使人类社会进入国际化时代，战争形态进化为机械战，那些建立起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的共同体并实现了工业化的“民族国家”迅速把停留于农业文明的“阶级国家”征服为殖民地。而殖民战争引发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后，高举反殖民主义、民主、和平意识形态旗帜的美苏两国，在超强的军事能力之外还具备全球化的“知识”话语能力。它们在战后势力范围即“两个阵营”中输出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知识”，通过塑造依附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建构了自身在科学意识形态和高技术文明时代的新帝国地位。美苏两国虽然宣传普世价值，但依然实行国家伦理，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的国家利益工具性在国际政治过程中暴露无遗：美苏的知识话语实践在两个阵营都创造了某种发展神话，但更导致了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安全灾难”——过去的悲剧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最新危机就是福岛核事故。历史的发展暴露了殖民主义战争之后的新殖民统治真相，后殖民政治经济模式已经破局，新帝国对依附国家的国际传播并由此形成的权力利益关系是一种心理性、机制化、长过程的战争形态，即全球化时代的信息战。

　　    当然，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信息战，但直到现代才开始取代物质暴力，成为主要的权力形式。人体战时代信息的主要形态是情报，在阶级战争性质的较小集团对抗中，只有秘密掌握敌方的状况才能以主动的战略策略克敌制胜。机械战时代信息的主要形态是新闻，国家间战争需要通过媒体进行国民总动员来形成积极的总体战力量。而随着足以摧毁“国家”的高技术“原子弹”的出现，任何机械化装备或人海战术的战争动员都显得失去理性，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战争冲动受到遏制，利益和权力竞争的主要模式由军事征服转变为文化入殖；相应地，间谍组织窃取对方决策信息的情报战发展成为主动提供知识信息以诱导对方决策的秘密外交，国民性新闻发展成为全球性媒体而具有了公共外交功能，即信息战由情报战、宣传战发展成为知识话语的国际传播。知识信息的国际传播是本国文化的文明价值和普世性阐释过程，通过国际传播塑造他国的发展模式以满足本国利益的新殖民统治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帝国信息战。

　     　第三，基于福岛核灾难的传播学和政治学分析，文化帝国的信息战给依附性国家造成不同于传统军事威胁的“新威胁”事实得到有力的呈现。从日美核关系史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战的传播政治学过程：首先，美国情报组织利用日本精英阶层对美国的“核科学”崇拜，暗中笼络企图通过核技术引进造成“发展”政绩以达成个人权力野心的正力松太郎和擅长权谋、怀有强烈核国家主义欲望的中曾根康弘。其次，正力发动新闻媒体配合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宣传运动，中曾根则推动国会通过了本来不可能通过的“原子能预算案”，日美“国家间”信息战的战线延伸到日本国内而成为舆论麻醉和政治袭击的“内战”。再次，正力宣传战扭转了日本社会的反核、反美情绪，并唤起“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利益渴望，而中曾根的“原子能预算”巨款“砸”到“发呆”的学者们“脸上”之后，的确打击了学术队伍中的反对派，吸引了一批学者卖力捧场。最后，随着核电的产业化，处于优势政治地位而唯利是图的官商勾结规律战胜了可以收买、隐瞒、伪装、虚构的“科学”安全话语，但不可能战胜由于政治、知识原因无能把握或由于经济、道德因素未曾试图把握的客观技术规律，结果“定时原子弹”在福岛爆炸，日本半壁江山陷落于核恐怖之下。

　    　关于福岛核灾难的定性，日本政府痛呼“国难”，东京都长官石原慎太郎则冷嘲热讽为对日本人过度追求物质欲望的“天罚”；这是统治阶层向国民转嫁责任、以国民对依附性日美关系之“新威胁”的忍受来回避追究真相的话语策略。但日本国民的感受是遭遇了“战争”；美国学者直言，日本面临着战后美日新殖民主义关系导致的“失败国家”结局；日本学者也指出，“经济高速增长”的“战后日本神话”已经被“彻底击碎”。49而系统的日本核电发展史研究更确证了一个政治分裂、学术荒废、经济盲从、环境崩溃的国家失败、国民牺牲“战争”过程──既是对传统“国家安全”的“暴力”摧毁，更是非军事“新威胁”对各种意义的“人的安全”破坏。历史的长叙事如此荒唐：战后日本总是信誓旦旦地要做和平国家，但竟然在历史结构的深处暗中预伏了对自己和平国民的核袭击；日美同盟一直不厌其烦地宣称要保障日本乃至东亚的安全，岂料倒以二次核灾难的方式摧毁日本的安全，而且以核污水排放入海等环境破坏的方式威胁着东亚地区的安全。

　　    第四，高技术文化帝国对依附性国家的“智力俘获”，即信息战“新威胁”给安全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安全保障重建是全球化时代的现实课题。从历史的实证经验研究来看，安全保障重建的核心命题在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重建，昧于全球化意识形态遮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原理而发生的机械对外开放论、盲目技术乐观主义和赶超发展妄想造就了信息战时代的失败国家，没有基于民族学术的知识思想和技术经济就难免盲目崇拜“科学”帝国而处于被愚弄的国际地位。日本统治阶层之所以被美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运动迷惑而引进、发展核电站，乃由于不知利害但受核国家主义欲望的鬼使，虽“一穷二白”却执迷于“新产业革命”大跃进的神差。从1957年岸信介首相的“现行宪法下可拥有自卫核武器”公开谈话，到1968年佐藤荣作首相跃跃欲试于 “挑明应该搞核武器”，再到80年代的中曾根康弘首相主张“必要时即可拥有的能力就是核威慑”而极力向美国争取大量保有钚的资格；从正力松太郎的“核能产业革命”主张，到自民党政府的“原子能立国计划”，再到民主党政府把“核电站输出”作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都反映了日本企图尾随美国而谋一举通吃的执迷信念。50但岂料美国政府更善于诱敌深入的外交谋略，在逐步放宽核技术、核原料限制的过程中不断诱导或迫使日本依附并作出政治经济贡献，其核电企业的技术设备出口更是优先考虑商业利益而忽视安全责任；结果，日本未形成对他国的“威慑”竟先行自爆，虽兴起“产业”却毁国灭城，糊里糊涂被美国置于“工具”、“商机”乃至“牺牲”的地位。尤其具有普遍教训意义的是，高技术引进发展模式本身就是虚妄的，因为设备可以复制，但培育高技术的人、组织、制度等文化条件怎么复制？操作容易学会，但能否掌握原理、进行系统的解析和控制？总之，民族学术的缺失导致国家发展的盲目性，高技术引进具有体制上的高依附性和安全上的高风险性，被证明是一种被政治经济利用、有亡国灭种凶险的“伪发展”。

　　    另一方面，核灾难固然祸起于统治阶层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迷信，但如果其阴谋政治学、伪代议政治学、似是而非的专家治国论等反民主权术和虚构安全神话的对内信息战没有得逞，也不会有核电的疯狂发展。日本学者把产业、官僚、学术结成的从原子能获取利益的共同体称为“原子能帮”，批评核电产业处于封闭性、专制性的“电力幕藩体制”统治之下。51“原子能帮”是破坏民主政治、摧毁国民伦理的毒瘤，国会、媒体被权谋操纵，而学术界分化为被收买的核官商“御用专家”、被冷落的独立意见学者和被排斥的反核知识分子，在日本核电发展史上留下许多荒唐事。为了推动引进核电技术，1954年12月由政府派出的“海外和平利用原子能调查团”在报告书中谎称“各国的统一归口机关几乎都采取委员会的形式”，但事实上只有美国设有原子能委员会。基于这种“伪装”报告，国会通过专门法律，成立了以正力松太郎为首的原子能委员会。52而1966年作为众议院科学技术振兴对策特别委员会理事的中曾根康弘还敢于暴力行政，要求警察以“妨碍执行公务罪嫌疑”逮捕抗议其“视察”核电站预定用地的渔民，再以“释放”诱迫他们同意建设核电站。53总之，战后日本的民主政治发育不良，在美国情报组织渗透下崛起了一个由国会、核行政机构、核电产业、专家学者、媒体等各方“核国家主义”者或“核产业革命”家构成的权贵集团；他们基于核迷信价值共识，组织操控国家政策过程的核正确政治阵线，并产业化为核经营利益集团。他们以权谋交易、舆论操作把宪政民主制度宰割、简化为核国家主义权贵集团对反核国民运动的专政。虽然权贵集团作出“科学立国”的姿态，但其专业理性前提在于依附美国，日本必败于美国的信息战；虽然权贵集团在形式上立法、行政有条不紊，但其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信念压倒国民权利之自由、公正价值，敢于僭分擅权甚至虚置责任体制，对国民的信息战胜利频频，却恰恰击溃了阻止核灾难的民主防线。很显然，核产业实乃不负责任的权贵集团对国民的谎言政治兼核暴力的“内战”；日本的核灾难既是知识思想的失败，也是国家政治的失败，安全保障的重建有待于民族学术的振兴和国家政治的改革，即国民共同体信赖关系的重建。

　　    总结起来，从广岛原子弹轰炸后的国家战败，到福岛核事故象征的国家失败，惊心动魄的日本核电发展史提示了对战后日本以及日美关系认知的全新事实和颠覆性逻辑。长期以来，人们耳熟能详于战后日本民主、现代化、日美安全保障等一整套美国控制的和平发展神话，但福岛核事故摧毁了它。这是历史叙事的革命，也蕴涵着日本乃至人类整理思想、重建价值、改革制度的转机：在政治经济伦理上，任何国家主义幻想都必须限定在公开、民主、自由的政治原则下和政策过程中，否则就可能造成幻想家不可能负起责任的民族牺牲；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无知必然发生误解和盲从，国家如果放任少数人弄权的信念政治就难免导向因负不起责任而不负责任的谎言政治，带来大规模的安全灾难。这就是日本从广岛到福岛核灾难之历史学、传播学与政治学的结论。

　    　但也必须认识到，日本的反核民主改革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成功，因为日本的核政策能否根本转变还有赖于日本的对美外交。这也是战后日本尚未从美国占领后遗症中恢复而一直罹患民族国家主体性缺损症的宿命。至少从目前美日关系、美国的核战略以及法国、俄罗斯等核大国的高技术经济竞争趋势来看，日本的脱核电政策还会受到美国的掣肘；这是因为，如果日本采取实际行动脱核，中国、东南亚、阿拉伯之类发展中国家的“核电热”还能持续下去吗？只有日本对福岛核灾难采取若无其事或者坚称改善核电以使更安全的姿态，至少日本维持模棱两可的暧昧立场而不采取在发展中国家看来是真的脱核措施，美、法、俄对发展中国家的核电技术出口才能貌似合乎技术理性、合乎政治道德地推进下去。而事实的演变比上述逻辑分析更加严峻：日本国会2012年6月20日通过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设置法》中，作为其附则的《原子能基本法》增加了原子能利用要“助益于我国安全保障”的规定，迅速引起“为实质性军事利用开辟道路”的批评。54可见，日本已经全部停止的核电站不仅可能部分重开，或许还被赋予了危险的使命。这种姿态将使东亚地区政治继续挣扎甚至更痛苦地挣扎于美国操纵的冷战陷阱，因为其前途不仅有“和平”原子能产业竞争，甚或潜伏着核军备竞赛的巨大风险。

　　    中国并非日本政治更不是东亚政治、世界政治的观众，尚未实现战后和解的东亚面临着如此恐怖的地缘政治前景，中国不能不更全面地思考核问题。全球化时代的“新威胁”从“知识”高端国家向低端国家传播而本土化为灾难，日本受到的教训无异于对“后发”国家的警醒。福岛核事故之后，中国政府立即作出了暂停审批新项目的决定；但仍然有疑似权威人士以“空难”、“矿难”不能阻止航空业、采矿业发展之类驴唇不对马嘴的比喻继续为核电大发展疾呼，并暗示如果不积极发展核电站，“不仅会影响能源政策，也会动摇我们的核大国地位”。55其实，世界上真正的“核大国”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肇事者俄罗斯，以“大国地位”之说鼓励继续发展核电，这应该理解为从苏联时代就擅长国际传播的俄罗斯对中国“信息战”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本来不是什么“大国”或“核大国”，大量引进包括核电站在内的高技术和被周边一群“小国”纠缠而苦恼不已的事实就证明了这种奉承的虚构性。当然，还有人艳羡他国转让核电技术的暴利，以“中国得卖出多少双鞋子才能赚这么多钱”之类的小学算术，为中国描绘赶超核电技术出口国的美景。56但历史的经验是，日本依靠核技术引进所做的“强国梦”被福岛核灾难击破了，而且这致命的一击恰是在其“强国梦”做了50年之后正要从“引进国”向“输出国”转变，并且发誓要以“举国体制”输出核电站的暴利狂想峰巅期发生的。中国在“大跃进”时期“创造人间奇迹”的梦想曾经得到过付出数千万人命的教训，现在日本也为核技术“大跃进”付出了国民感到极其恐怖、知识分子认为极其可耻、政府表示极其痛心的二次核牺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那些试图跟着美、俄邯郸学步的核暴利幻想家必须自肃、自省，不可根据一本教条、一种信念、一句传说或一己私利而把“治大国”弄成了像切尔诺贝利或福岛那样陷众生于水火的“烹小鲜”。美国人民早在1989年6月就创造了以市民投票公决关闭核电站的历史，但美国政府在停止新建核电站的同时竟一直怂恿他国引进其核技术，这是一般“爱国”者都可以想明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一位英国的国际核能专家也有警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假设”的利好条件下上马美国的核电新技术“无疑是赌博”。“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西方已经成熟的核电技术这还仍是个未知数”，因为它们在信息公布和独立监管方面“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57核电产业既有如此之风险，日本甚或作出核军备的暗示，那么中国还能引进欧美“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接受日本“更安全”的技术合作来推进核电建设的热潮吗？

        （作者： 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注释】
① 「原発行政　最初からウソ」、『朝日新聞』2011年7月17日。
② 明石昇二郎「東電、原子力安全·保安院を刑事告発する方法」、『別冊宝島1796号·原発の深い闇』株式会社宝島社、2011年8月14日発行、160頁。
③「菅直人激白　再稼動を叱る」、『週刊朝日』2011年5月4日、133頁。
④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編纂委員会編『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社団法人日本原子力産業会議、昭和40年、113頁。
⑤川上幸一『原子力の政治経済学』平凡社、1978年、269－275頁。
⑥鈴木貫太郎『鈴木貫太郎自伝』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年、325頁。山本七平『日本人と原子力』K.K.ワールドフォトプレス、昭和52年、135－136頁。吉岡斉『原子力の社会史』朝日新聞社、1999年、40頁。
⑦「鈴木首相放送　新生活精神を涵養」、『朝日新聞』1946年8月17日。
⑧「科学立国へ　五小委員会を設置」、『朝日新聞』1945年8月20日。
⑨中曾根康弘：《政治与人生》，王晓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
⑩中曽根康弘『天地有情　五十年の戦後政治を語る』株式会社文芸春秋、1996年、166－167頁。中曽根康弘編「原発国家①」、『朝日新聞』2011年7月17日。
11中曽根康弘『自省録　歴史法廷の被告として』新潮社、2004年、42頁。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編纂委員会編『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社団法人日本原子力産業会議、昭和40年、10頁。
12中曽根康弘『天地有情　五十年の戦後政治を語る』株式会社文芸春秋、1996年、99－104頁。
13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2册，樊迪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329页。
14中曽根康弘『天地有情　五十年の戦後政治を語る』株式会社文芸春秋、1996年、139と150頁。
15中曽根康弘編「原発国家①」、『朝日新聞』2011年7月17日。
16中曽根康弘『自省録　歴史法廷の被告として』新潮社、2004年、43頁。
17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編纂委員会編『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社団法人日本原子力産業会議、昭和40年、24－29頁。中曽根康弘『天地有情　五十年の戦後政治を語る』株式会社文芸春秋、1996年、167－168頁。吉岡斉『原子力の社会史』朝日新聞社、1999年、64頁。
18有馬哲夫『原発·正力·CIA　機密文書で読む昭和裏面史』新潮社、2008年、15と27と31－35頁。
19「ついに太陽をとらえた」、『読売新聞』1954年1月1日。
20高橋博子「『安全神話』はだれが作ったのか」、『現代思想』2011年5月号、116頁。
21有馬哲夫『原発·正力·CIA　機密文書で読む昭和裏面史』新潮社、2008年、63－64頁。
221954年5月20日付アリソン—国務省の書簡（外交文書七六二）、有馬哲夫『原発·正力·CIA　機密文書で読む昭和裏面史』新潮社、2008年、68頁。
23「原子力技術協力で日本『治療』」、『毎日新聞』2011年7月24日。
24有馬哲夫『原発·正力·CIA　機密文書で読む昭和裏面史』新潮社、2008年、59－60頁。
251955年4月21日付CIA文書、有馬哲夫『原発·正力·CIA　機密文書で読む昭和裏面史』新潮社、2008年、78頁。
26「米、原子力PRに広島利用画策」と「原爆と原発④」、『朝日新聞』2011年7月25日。
27「原爆と原発④」、『朝日新聞』2011年7月25日。
28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編纂委員会編『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社団法人日本原子力産業会議、昭和40年、124頁。
291955年12月9日付CIA文書、有馬哲夫『原発·正力·CIA　機密文書で読む昭和裏面史』新潮社、2008年、137頁。
301955年8月16日付CIA文書、有馬哲夫『原発·正力·CIA　機密文書で読む昭和裏面史』新潮社、2008年、139頁。
31「原爆と原発②」、『朝日新聞』2011年7月23日。
32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編纂委員会編『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社団法人日本原子力産業会議、昭和40年、125頁。
33有馬哲夫『原発·正力·CIA　機密文書で読む昭和裏面史』新潮社、2008年、164－165頁。
34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編纂委員会編『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社団法人日本原子力産業会議、昭和40年、127頁。
35吉岡斉『原子力の社会史』朝日新聞社、1999年、113－116頁。
36中曽根康弘編「原発国家③」、『朝日新聞』2011年7月19日。「原子力安全委員会の前委員長直撃」、『AERA』2011年4月4日号、26頁。吉岡斉『原子力の社会史』朝日新聞社、1999年、140－142と154頁。
37「検証大震災　菅前首相の証言」、『毎日新聞』2011年9月7日。
38田原総一郎「福島原発を襲った『二つの合併症』」、『潮』2011年6月号、141－142頁。
39中曽根康弘編「原発国家④」、『朝日新聞』2011年7月20日。
40「原子力安全委員会の前委員長直撃」、『AERA』2011年4月4日号、26頁。
41酒井直樹「『無責任の体系』三たび」、『現代思想』2011年5月号、26－27頁。
42「開発のGE元技術者証言」、『毎日新聞（夕刊）』2011年3月30日。
43「東電、20年間放置　人災だ」と「IAEA元事務次長　一問一答」、『産経新聞』2011年6月12日。
44「検証大震災　菅前首相の証言」、『毎日新聞』2011年9月7日。
45秦郁彦「原発処理、もう米国に頼みたい」、『産経新聞』2011年4月12日。
46吉岡斉「福島原発震災の政策意味」、『現代思想』2011年5月号、80－83頁。矢部史郎「東京を離れて」、『現代思想』2011年5月号、151－152頁。
47半藤一利「3·11は第2の敗戦」、『朝日新聞』2012年1月6日。中田安彦『日本再占領』成甲書房、2011年、7と48頁。
48蔡成平：《日核废水500亿生意大单》，载《凤凰周刊》2011年第20期，第66～67页。
49ハリ·ハルトゥーニアン「破綻した国家」、『現代思想』2011年5月号、50－53頁。篠原雅武「エコロジー論へ」、『現代思想』2011年5月号、164頁。
50岸信介『岸信介回顧録』廣済堂出版、昭和58年、310頁。楠田実『楠田実日記』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260頁。中曽根康弘編「原発国家⑤」、『朝日新聞』2011年7月21日。
51小出裕章「ブラックアウトは何故起きたか」、『世界』2011年6月号、58頁。飯田哲也「ゲンパツを可能にし、不能にしたもの」、『現代思想』2011年5月号、88－90頁。
52「原発導入へ偽装報告書」、『朝日新聞』2011年7月17日。
53中曽根康弘編「原発国家③」、『朝日新聞』2011年7月19日。
54「規制委設置法付則で、『安全保障』目的追加」、『東京新聞』2012年6月21日。
55单仁平：《核事故怎能与空难相提并论》，载《环球时报》2011年3月30日。郭芳：《张国宝：中国不可能放弃核电》，载《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9期，第38页。
56张瑜：《中国不弃核》，载《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31期，第39页。
57袁瑛：《盲目上马核电新技术无疑是赌博——专访国际核能专家史蒂芬·托马斯》，载《南方周末》2011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