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中核集团公司地矿事业部主任杜运斌记忆中的2005年，是伴随着“矿冶大基地”这个关键词艰难开年的。正是在那一年，中核集团公司首次提出“铀矿大基地”的整体思路，鉴于当时地质、矿冶的业务分属两家单位，这个思路也一拆为二，按照地质大基地和矿冶大基地两条线铺开。
        “大基地”概念的提出让彼时担任金原铀业公司副总经理的杜运斌心潮澎湃，摸清资源家底、统筹开发利用是我国核地矿产业面对核能产业发展新形势的必由之路。于是，那一年，这项工作开展得风风火火，“大江南北，所有的铀资源矿点，别管大的、小的，全部调研了一遍。年底的时候，我们矿冶的大基地规划拿出来了，两寸多厚的大黄本。”杜运斌回忆，那段日子满是疲惫，“可2005年底集团召开的大基地工作会上，却暴露出重重矛盾：地质、矿冶双方工作衔接不好，资源掌握情况脱节……此后，铀矿大基地建设的工作一直处于艰难推进的状态。”
        直到2011年中核集团公司成立地矿事业部，地矿资源整合、地矿一体化统筹安排后，大基地建设才势如破竹地迅速推开。2012年5月，江西铀矿大基地建设指挥部成立;今年8月，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揭牌成立……铀矿大基地思路逐渐“落地”。
        经历前后8年时间的打磨，目前，这个牵动我国重要战略资源的掌控与开发，涉及体制机制等多层面变革的铀矿大基地建设规划，推进程度究竟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杜运斌在片刻停顿后，给了记者八个字：“蓝图初定、破茧在即。”
       转变资源掌控格局——四大基地铀资源产能占据我国总产能的90%以上
        “铀矿大基地建设首先是资源掌控格局的深刻转变。”谈起较之以往铀矿大基地思路带来的变化，杜运斌最先谈到的是格局问题。
       据他介绍，受长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加之我国南方硬岩铀矿赋存条件差，矿床规模小，我国天然铀产业布局结构不合理，集约化、规模化程度相对较低，而已开发的铀矿山主要分布在南方硬岩地区，北方地浸矿山产量只占少部分。与国外天然铀勘查开发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水平对标，存在较大差距。“要想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就必须建设大基地。大基地就好比给产业加上一个‘聚能环’，将资源高度聚合，打造铀资源开发主体统揽、多个项目部(控股子公司)实施的产业发展主导平台，推动资源开发模式从单一项目开发向集群、集约开发转变，实现产能和效益的提升。”
        “聚能环”的效应不难理解。根据大基地建设的整体思路，中核集团公司地矿事业部经过核实我国各地铀资源储量，建设了内蒙、新疆、江西、广东这四大铀资源基地。“这四大基地的产能要占到全国产能的90%以上。”地矿事业部副主任王成解释。
        “此外，与以往相比，铀资源产能布局的重点也逐渐由我国南方火山岩、花岗岩地区迅速转向北方盆地砂岩地区。”王成说。经过早先大规模的勘采，以往占据我国铀资源产能主体地位的江西、广东大基地，当前的重点转为开展探深扩围、推进资源整合、提升管理水平，确保稳产降本增效。而作为新近铀资源开发中跑出的“黑马”——新疆、内蒙大基地，则被委以“推进整装勘查、整装立项、整装开发”的重任。长期在我国北方从事核地质勘探的王成对我国北方铀资源情况了如指掌：“经过调整，到‘十二五’末，北方铀资源基地的产能占到总体产能的2/3。这就好比一场百米接力，一次成功的‘接棒’让我国铀矿资源开发迸发了全新的活力。”
        “目前，大基地建设的成效已经有所显现，资源掌控取得重大进展。”杜运斌认为此后成效会更加明显：“铀资源产能在2015年要翻一番，不仅如此，我们原定的2020年的产能计划有望提前两三年实现，‘十三五’末期我国铀资源开发产业要完全与国际接轨。”
        深化体制机制变革——产权多元化、勘探社会化、经营专业化……全面打造核心竞争力
       今年9月，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包头市揭牌成立，至此中核集团公司首个铀矿大基地实体公司开始运行。这家公司负责统筹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天然铀项目建设和开发，其负责的以纳岭沟、巴彦乌拉项目为重点的一批铀资源项目都计划在2015年建成投产。
        然而，为数不多的人员、简约的办公环境、简捷的业务流程……与其成立的重大意义相比，这家公司的运行显得尤为平实。“这是一家以战略目标为导向成立的公司，力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形成产能——这个速度远远高于以往我们任何一个铀矿经营实体，它的管理效率是与国际接轨的。”杜运斌说，表面的“平实”体现的恰是这家公司管理的先进之处。
        杜运斌介绍，大基地建设的实施路径第一步是先成立区域性的铀矿大基地建设指挥部，加强区域内各项工作的统筹协调;此后，在时机成熟后，通过内部资产联结、资源成果资本化处置、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成立区域性矿业公司，下设若干精干的项目部和控股子公司。“而这个时机，我们等待了不过一年的时间。”杜运斌说。
         自地矿事业部成立以来，大基地建设得以迅速推进的关键理念之一就是“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些改革突出体现在地矿事业部在产权多元化、勘探社会化、经营专业化等多项尝试上。以产权多元化为例，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在中核集团公司控股的前提下，把资本运作作为联结战略合作各方的基本方式，通过资源作价入股、资源干股加资金入股、资金入股等多种市场途径，实现各方利益的深度契合，增强影响力、带动力，项目推进明显提速。股权多元化“催生”的项目很多，“地矿板块先后组建了中核石化、中核四川、通辽、弋阳、沽源、乐安等6个股份制铀矿开发企业。签订14份协议，与中石油、中石化、神华集团、中央地勘基金、中国地调局、属地化核地勘队伍的合作取得重大突破。其中，与属地化六省局的合作步入了整体推动和实施阶段，就多个矿床开发达成意向。特别是钱家店地区的整体合作开发、纳岭沟地区先铀后煤合作开发洽谈取得良好进展，为在我国西部和北方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千吨级的规模化铀矿山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经过积极争取和梳理解决难点问题，2年新增铀探矿权27个。”
        除了适应外部形势的改革之外，为了进一步激发产业内部的活力，地矿事业部还建立了一套探采、研产环节内部利益联动机制。对地勘单位提交的资源成果和科研单位提交的技术成果，按市场化法则和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资金补偿等方式对智力成果给予体现;鼓励地勘和科研事业单位参与铀矿开发投资，强化探采一体、产研一体的利益纽带。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打算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探索。这也正在努力成为集团公司探索新机制的一个试点，对北方地区，对增量、优质的项目由投资公司控制，增强天然铀产业整体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些正是核心竞争能力的体现。”杜运斌已经开始探寻体制机制改革中的下一个突破口。
       在他眼中，地矿板块的制约因素复杂、不确定因素多，因此对混合所有制最适合同时需求也最迫切。“就好比国家的改革是从农业开始，因为农业是基础，而地矿产业就是核工业体系中的农业，基数大、负担重、处于产业链的最前端，决定着核工业的‘粮食’问题。”
        “所谓任重道远，所有这一切对于铀矿大基地建设的整体规划而言也只是一个开始。再等待两三年，我们会展现出更加振奋人心的面貌。” 杜运斌始终坚信，铀矿大基地建设走过的每一步艰辛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