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环境报 特约撰稿 于洋

　　在核电问题上，有3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从经济和环境层面看，讨论核电的利弊必须先对核电在电力系统中的角色、核电项目的经济性特点等问题进行厘清。从政治层面看，则要客观地认识到核电与一个地区的政治沿革和历史沿革间深刻而复杂的关系。从信息传播和心理层面看，要认识到“感知风险”是能实际影响到核电在建地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反对核电的论述中充斥着许多缺乏对能源环境问题基本认知的误解，这使得许多支持核电者仅仅局限于核电的经济与环境层面，使得讨论缺乏深入到政治和传播层面的可能。本文将分别简要介绍这3个层面，以期为未来关于核电问题的讨论提供素材。

　　核电问题的经济、环境层面

　　要理解核电的经济与环境意义，首先要了解其在电力系统中的角色和特色。首先，核电并非一定比火电更具环境绩效。核电项目和水电项目类似，都是资本密集型项目。相对应地，燃煤发电和燃气发电等都是燃料密集型项目。资本密集型项目具有项目建设成本高，但建成后运营成本低廉的特点。而燃料密集型项目，则建设成本较低，但建成后运营成本——主要是燃料成本高。因此，一个地方是否该上核电项目，不仅仅取决于核电建成后是否便宜、风险是否大和对降低发电污染物排放的功效，还取决于拟建地区的要素特征：这一地区的资本要素和燃料资源要素，哪个更具优势？如果一个地区缺乏流动资金，但有较丰富和廉价的煤炭或天然气储量，那核电也不具备优势。这看上去是经济账，实际上也是环境账。在这样的环境中，燃煤或燃气机组加上先进脱硫脱硝等设备也许和核电相比更具环境保护绩效。

　　一旦弃核，能够替代核电的只能是水电和燃煤发电，而不是天然气发电或新能源；因此弃核不是好的环境政策。因为核电建设成本高而运营成本低，因此一经建成，核电是用来服务基本负荷的。也就是说核电站基本上是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并且其发电量长时间保持在一定水平。能够提供相同服务的其他类型电厂包括水电和煤电。服务基本负荷，要求发电机组能够廉价而稳定地供电，因此天然气机组、风电机组和太阳能机组是无法服务基本负荷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新能源蓬勃发展的德国，弃核政策开始推进后，还是要通过投资燃煤发电来填补弃核的供给不足。

　　由于燃煤发电是弃核后市场会采用、也只能采用的技术，因此核电发展受阻会将人们暴露在高经济风险和确定而长期的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中。大量研究已经指出，燃煤发电每年的各种排放所造成的健康损失累积起来是可观的。因此，上不上核电，从环境健康角度看实际上是在极低概率的灾难性事件和确定的长期污染损害间做出取舍。

　　此外，燃料密集型项目的成本对能源市场价格波动敏感；因此，一个高度依赖燃料密集型发电机组的市场，其工商业用户的成本风险较高。比如2001年加州电力危机的重要原因就是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带动了电价飙涨。而这种风险不仅损害经济，也会阻碍各国政府改善环境的努力。比如2013年冬天，由于美国等地严寒导致天然气价激增，弃核后的日本只好用煤炭替代天然气来弥补因弃核造成的供电能力不足，结果自然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变高。因此，弃核要么让经济暴露在高电价风险下，加剧投资风险；要么用煤减缓天然气带来的价格波动，但面对高污染风险。

　　弃核的环境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福岛事故后，日本的碳减排立场大退步。这是因为福岛事故不仅造成日本现有核电发电比重下降，更由于环保组织、国内外压力使日本中长期能源规划不得不“减核、废核”。这必然导致日本中长期之内煤、气电比例将显著高于原有预计，因此再也难以像废核前那样雄心勃勃地提出碳减排计划。

　　核电问题的政治层面

　　核电的高风险性让其成为极具争议的政治议题。在三里岛事故发生之前，出于能源安全考虑，美国也曾有大规模的核电计划。然而三里岛事故的发生严重挫伤了这项进程。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对日本核电的打击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损害震撼了社会，更在于它勾起了日本民众对于核打击的历史记忆。

　　核电的政治争议还与“反政府运动”有密切关系。核电的高资本密集度、庞大的项目建设和工程的复杂程度，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的调度和整合。这使核电项目在威权国家成为“强权”的符号，成为异见运动绝好的攻击对象。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中国台湾地区的“核四”问题。台湾核四电厂是80年代筹建的，一开始是受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正因为核四电厂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推动的，因此反核四的运动迅速和当时承接“党外运动”衣钵的反对党民进党联手，成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主要阵地。而“反核四”也和“台独”一起成为民进党的两大“神主牌”。即便在台湾两次发生政党轮替后，“反核四”仍然成为两党互相攻讦的议题。最后，造成核四项目建设时断时续，工程质量和安全难以保证——核电政治化最后成为反噬技术问题的洪流，这是核电政治层面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当下对核电项目的反对声音中，许多反对者将自己的反对都归因于“决策不民主”。这实际上是难以成立的。在核电这样具有复杂技术背景和具政治性争议的大项目上，沟通、走群众路线和“让民众参与公众决策”都行不通。这些大型项目与“死刑废除”一样，是依赖于复杂专业知识的政治性决断，民众既无法懂专业更不会做政治判断，因此只能是专家提供资料，政治领导做决策并负政治责任。

　　核电问题的信息传播和心理层面

　　2012年11月的美国科学院院刊刊载了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毕军、黄蕾等学者关于《福岛核事故对中国核电站附近居民的核电风险感知的影响》的研究。这一研究第一次清晰而严谨地度量了大型核事故对中国居民对核电项目的感知风险变化的影响。研究显示，福岛核事故让我国居民对核电的接受度都下降了；同时，这一研究也给出了人群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这些信息给出的是居民对核电安全性的需求，也给出了我国如果要通过发展核电降低发电污染物排放的成本——这一成本不仅包括了核电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还包括了因为人群对核电的感知风险变化对所在地房价、就业供给和其他要素投入产生的估价影响。这些影响会真实地反映在实体经济上，从而影响到关于“核电究竟还是不是一个有效率地降低环境污染排放手段”的判别。

　　作者单位：斯坦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