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安全与核应急
专家在天津8·12事故现场检查是否存在放射性物质。郑凯文摄
写在前面
人类在认识原子对撞产生的巨大能量时，也将自己置身于核与辐射的阴霾当中。核能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在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其一旦失控将造成严重后果，让人们不禁谈核色变，核应急与核安全已成为各国安全风险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任务领域。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核安全和放射性污染防治工作，现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核工业体系。
我国核安全监管与国际标准完全接轨，并长期保持良好的安全记录
10月31日，《核安全法（草案）》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明确了核设施、核材料安全、核事故应急准备与响应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加强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力度，草案提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核设施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申请获取核安全相关信息。
制定《核安全法》也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今年8月26日至9月8日，在时隔6年后，对我国开展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综合跟踪评估时重点呼吁落实的建议。此次评估活动中，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团肯定了我国核与辐射安全工作取得的进步，认为我国核安全监管与国际标准完全接轨，在2010年第三次对我国进行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综合评估时提出的79项建议基本落实。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随着世界各国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核能以其清洁和经济的巨大优势，成为全世界争相发展的新型能源。笔者了解到，截至7月25日，我国当前在运核电机组31台，预计到2020年，我国核电机组将跃居世界第二。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有核国家。9月2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0届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韧在大会发言时说道：“中国核能发展始终秉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核安全监管体系，保持了良好的核安全记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也在会上高度评价了中国在核能发展领域作出的贡献。笔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在8个沿海省份拥有核电，国家将制定长期政策，在本地解决中低放射性废物的处置问题，对这些处置设施的选址、运行安全、长期监测、关闭后的安全问题统筹考虑。
进入21世纪以来，有核国家不断增多，且40%的国家分布在我国周边，同时，我国核电站数量增多，核事故等非传统威胁需更为重视。
组建国家级核应急救援队，形成与核电事业发展相适应的应急能力
核安全是核能发展的基石，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核应急则是确保核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国核应急救援体系的构建肇始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也是从那时起，为适应我国核电发展需要，解放军防化学院建立了核事故应急学科，将核事故应急救援正式纳入教育训练整体设计。当时，防化学院张立军教授、王百荣教授等组成的专家团队逐步提出核应急技术支持基本理论的构想。
但彼时尚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供参考，世界上也没有一次完全成功的核应急实践，没有先例可借鉴，他们就白手起家，摸着石头过河，查阅国内外资料，组织专题推演，先后制定了运行规范、预案方案、训练大纲、作业指导书等四大类20余套规章制度体系，重点对行动编组、力量运用、指挥协同、保障标准和运行管理进行了明确和规范，确立了核应急技术支持行动标准与应急体系，确保核应急行动技术支持中心的建设有章可循、运行规范有序、行动高效顺畅。
2013年7月，我国发布新修订的《国家核应急预案》，和2005年版预案相比，新版《预案》明确了我国核应急工作的组织管理体系，强调实行国家、省、核设施运行单位和上级主管单位三级核应急管理体制。也就是说，一旦出现事故，除了最基层的核电厂，公司最高架构——集团公司也将承担相应责任。
新版《预案》出台后，我国在去年6月第一次举行全国性的核应急联合演习——“神盾-2015”，演习采取三级联动、军地协同、异地同步的方式展开。演习中，核应急演习评估是重要环节，涉及到辐射监测、放射性测量、航空辐射测量、辐射剂量学、医学救治、指挥协同等多学科门类的知识。笔者了解到，解放军防化学院13名专家分6个小组前往成都、西安、苏州等地，与参演单位深度对接，全方位评估各中心、分队的技术支持行动。
与我国核电事业发展相适应的核应急能力建设也在同步推进。今年1月，我国发布《中国的核应急》白皮书，明确提出建设核应急响应、监测、辐射防护、医学救治、航空监测、气象监测预报、海洋监测、行动等8类国家级应急专业技术支持中心以及3个国家级核应急培训基地，并依托军队及核工业现有的应急力量建设国家级核应急救援队，组建300余人的核应急救援队，主要承担复杂条件下重特大核事故突击抢险和紧急处置任务，并参与国际核应急救援行动。
笔者了解到，经过层层筛选，中国气象局、国家海洋局、防化学院等成为8类国家级应急专业技术支持中心的一员，今年7月，防化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国家核应急行动技术支持中心”和“中国核应急救援队理论教学基地”。目前，中心专家正在加紧研制与建设严重核事故仿真系统、核应急桌面推演系统、核应急后果预测与辅助决策系统等软硬件平台，为开展核应急教学科研、训练演练提供专业支持。
面对假想情况，着力提高救援技术研发的针对性
实战演习毕竟是应对假想情况，我国从未发生过国际核事件分级表2级及以上事件，也未发生过对人员或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的事件，核应急救援技术研发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事故就像平地里的一声惊雷，炸开了研究思路。里氏9.0级的剧烈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1号反应堆发生2次氢气爆炸，随后2号和4号机组相继爆炸，这是中国民众通过电视新闻画面第一次感受核危机。专业技术能否应对突发情况？实验监测是否准确无误？监测数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与此同时，我国现有的核应急体系也首次面临考验。笔者了解到，在此背景下，我国稳步实施了核设施安全改进行动，及时有效地采取了应对措施。
参与此次应急行动的防化学院相关人士表示，加强辐射环境下核应急救援设备和器材研究是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其中，首要目标是使辐射监测实验室通过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和国家资质认定。经过持续两年的建设发展，2013年5月，该学院核辐射监测实验室终于通过认定，成为核辐射监测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和结果可获得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能够提供权威专业的检测数据和报告。
历次核事故警示世人，快速准确查明事故工况并迅速获取辐射监测数据是应急救援的关键。然而，在高辐射场区人员难以接近执行辐射侦察任务，必须开发出能够自动采集、自动处理、自动传输、自动回收的无人化侦察设备，实现事故现场的辐射数据采集和图像采集。
笔者了解到，目前，经过军地联合攻关，相关救援队伍已正式列装了无人直升机辐射侦察系统、手持式核素识别仪、便携式核应急指挥信息终端等装备，并进一步完善了以现场指挥、辐射巡测、污染检查、洗消去污和技术支持为重点，种类齐全、技术先进和信息化程度高的核应急装备体系，有效提升了核事故应急行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