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几乎所有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法国已经让核电成为其电力工业的核心，比任何国家都更接近“让原子能造福千万人”的最初愿景。到2009年，核能提供了法国所有电力的76%(还有15%来自水电)，让法国成了欧洲电力最便宜的国家。正因如此，法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净出口国，每年由此获得的收入超过30亿欧元;而且，这也让法国一直没有能源安全方面的忧虑，不像一些邻国，为了发电，需要从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大量进口天然气。如果插电式车辆和电动车辆得以普及的话，这样的独立甚至能延伸到运输领域。事实上，法国公众对核电的态度不仅仅是容许，更是喜欢和赞赏。考虑到其他的西方国家中与此相对的主流看法，这该怎么解释呢?
        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是民族文化。不，这不像以乖张著称的法国人;法国公众相当信任他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很信任政府中培养和雇用了前两类人的技术官僚。法国科学家的启蒙成就，他们对拿破仑的效忠(拿破仑在军中招募了大量工程师，收效显著)，他们对人类的贡献(笛卡尔、拉瓦锡、巴斯德)，这些都是民族自豪感的持久来源。这种自豪感还有一个来源，就是那些帮助开创了核科学本身的“法兰西儿女”，尤其是亨利贝可勒尔、玛丽 居里、皮埃尔 居里和让佩兰。发人深省的是，谈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法国人倾向归咎于俄罗斯人，而不像其他国家的公众归咎于核技术。法国人对此的普遍反应是：俄罗斯人不能胜任这项任务，而法国的工程师显然能胜任。
        法国核能产业的发展主要起因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在那时，法国的电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石油;看到油价一下子上涨了三倍，而自己的国家又如此依赖于外国，这让法国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国内缺乏化石燃料，他们感到自己的国家非常脆弱。作为一个理智的解决方案，政府的领导者跟国内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法国电力合作，启动了一个集中规划的核计划。当然，这个选择也有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赫克特(Gabrielle Hecht)所说的“技术政治”的背景。18照此理解，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法国本已饱受批评的民族认同感再遭打击。由此往前推，“二战”期间，维希政府给人留下了通敌卖国的印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兰西帝国的最终崩溃导致他们在军事上遭到了失败，他们在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恐怖暴行也遭到了揭露;这些都让他们的民族认同感早已深受伤害。
       戴高乐把倡导核能当成了增强国家实力的手段，希望借此让法国重回世界强国之列。在1960年，当法国引爆了他们的首个核装置，从而在军事方面实现了这种“宿命”时，民用核能领域的模式也确定了。核能选择被描述成了祖国的复兴，他们常常拿反应堆所在的场所跟巴黎圣母院和埃菲尔铁塔等神圣的历史建筑相比。正如赫克特所说：“一个光辉荣耀的法兰西形象，反复出现在工程师、管理者、劳工激进分子、新闻记者和地方当选官员的高谈阔论中。这些人积极地培养一种观念，即民族的光辉将从高超的技术才能中散发出来。” 
       法国的实例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一般性的模式吗?它或许太独特了，无法给出那样的模式，然而它的确强调了公众舆论和政府-产业合作的关键作用。并非一切都那么美好;有人在质疑信息披露，认为政府可能掩盖了严重的问题甚至是事故。然而很显然，在法国的59座核反应堆中，任何一座都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乏燃料会先在反应堆那里存放一年左右，然后被送到马尔库尔和海牙的后处理工厂，而在这个过程中，高放射性核废料也从未引发重大事故。这个事实已经向世界证明了，核能可以安全地驱动一个国家的电力系统，而不造成灾难。此外，法国2006年通过的《核原料与核废料管理法案》(Nuclear Materials and Waste Management Act)规定了一个集中的深埋地质储存库，将在2015年之前投入使用，这又跟其他国家的扯皮和瘫痪形成了对比。这一切也许迟早能让法国恢复从前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