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时，缺电、缺钱、缺技术的中国电力市场曾是外国资本眼中的金矿，当“超国民待遇”的政策转向后，这些国际电力巨头纷纷撤退，掩盖不了他们中国梦的破碎。

　　　　
　　    外资电力了断中国梦
　　    十几年前，缺电、缺钱、缺技术的中国电力市场曾是外国资本眼中的金矿，各地所赋予的“超国民待遇”引得美国电力、赛德能源、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等一大批国际电力巨头纷至沓来。然而，十几年间巨头们却纷纷转头，迅速撤离。
　　    如今，就在国资委正制定一份利好于电力行业的“十二五”央企注资规划时，全球最大独立供电商美国爱依斯电力(AES)正悄悄打包其在中国的行囊，准备离开。如果AES离开，中国的外资电力企业将仅剩法国电力公司，它在中国的重点是发展核电。
　　    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电力生产商，AES公司是在几轮外资撤退大潮之后，仍然在中国运营的为数不多的外资电力公司。 
　　    而早在今年二三月间，就有报道称AES已聘请一家投行担任交易顾问，将出售其全部或部分中国业务，交易价格在3亿～4亿美元。4月，《能源》杂志披露，阳城国际发电有限公司是AES在中国控股的最后一家仍在运行的火电厂，目前也正寻求出售。
　　    有媒体将外资电力公司的撤离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1年为第一浪潮，2004～2005年为第二浪潮。如今，以AES为代表，外资火电企业的撤出则被认为是第三次撤离浪潮的到来。而导致这三次浪潮到来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超国民待遇”的取消。
　　    取消超国民待遇
　　    早在2001年入世之前，中国就已对外资开放火力发电行业。1993年，AES成为首家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电力公司。当时AES主要以合资建厂的方式在华办电厂，合作对象为国家或地方电力公司，并与当地用电企业签订购电合同，议定最低购电量和电价计算公式。
　　    当时，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成为全球能源短缺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缓解日益加剧的能源紧张状况，中国政府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山东、福建、广东等省更是率先给予外资电力公司“三保证”优惠政策：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许以外方高达15%～20%固定的投资回报率。
　　    众多投资者被吸引前来，1998年底，经批准设立的外资电力公司共有39家。据国电动力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到1997年达到14.5%的历史高点，外资电厂装机量占总装机量的12%。
　　    中国电力联合会一位内部人士回忆说，按国家规程规定，60万千瓦火电机组的建造时间是36个月，但当时很多电厂都只建了20个月就交付使用，“早一天发电就多赚一笔钱”。
　　    但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这一政策使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电力紧缺时期各地方政府为引进外资而许诺的“保电价”、“保回报”等优惠政策成为一纸空文。政策由鼓励变为限制。
　　    自阳城三期项目2001年投产后，AES在中国再未染指过火电项目。截至2008年2月，AES在中国仅剩阳城、焦作、爱溪、芜湖四座火力发电站，同年，AES又将其焦作AES万方电力有限公司的70％股权全部出手。
　　    此时，尽管这个市场中有少数看好中国电力市场的逆势新入者，但更多的企业却“用脚投票”，离开了中国市场。如法国阿尔斯通转让了广西来宾电厂B厂项目40%的股份，全球第三大能源巨头美国迈朗公司出售了它在山东国电和广东沙角一电厂的股份。
　　    从1998年至2002年短短4年间，外资在中国电力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由14.3%骤降至7.5%。
　　    可怕的煤价
　　    2002年之后，煤价开始持续上涨，而电价受政府控制，发电企业无法将上涨的燃料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004年，太平洋顶峰的7家电厂中有4家亏损，其他3家因为毗邻煤矿，勉强维持微利，在华营业收入比上年减少了20%。最终，太平洋顶峰也决定退出中国市场。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外资企业就成批地放弃在华经营约10年的电厂股份而离开。2003年3月，美国赛德能源公司将温州特鲁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40％的股份转让，并陆续出售广东东莞厚街电厂、河北唐山热电和湖北蒲圻赛德公司的股份。2004年3月，美国电力公司出售了河南南阳浦山电厂70％的股份。
　　    2005年1月5日，西门子宣布与德国汉堡电力公司（HAW）一起出售河北邯峰电厂共达40％的股份，并进一步出售在中国另外16座发电厂的股份。3月，美国联合能源公司对其在华经营的资产进行剥离。
　　    2004年，外资占中国电力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已下降到5%时，发改委曾试图第二次开启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规定“半年内电煤价格上涨5%或超过5%，则相应半年后的上网电价也会作出调整”，但其附件条件是：实行煤电价格联动时，电力企业消化30%的煤价上涨因素。实际上，上网电价的浮动幅度也大大落后于煤价涨幅。
　　    当然，并非所有的电力公司都是煤电价格机制的牺牲品。中国实行煤价双轨制——市场煤和计划煤两种价格并存，由于计划煤和运力挂钩，基本只有国有电厂才能分到，且煤矿很难全部履约，民营或外资电力企业只能购买高价市场煤。
　　    因此，外资电力哀鸿遍野的同时，国有电力公司却凭借国家控制的煤炭合同价格，在煤价狂涨时期表现出独有的抵抗力，这些合同价格比现货价格低17%～50%。 　　
　　    新能源能救命吗？
　　    资料显示，目前AES在中国拥有15家合资发电厂，包括火电、水电及风电。“AES要退出的应该是火电厂，在新能源这块应该不会退，我们下面还有一系列合作计划。”重庆能源投资集团一位人士称，“AES正与我们合作开发新能源项目，目前有计划的是新疆哈密地区的风电项目，重庆地区的水电项目，还有在重庆、贵州等地区开展煤矿乏风瓦斯治理项目。”
　　    在火电效益不振的情况下，AES公司近几年积极进军国内新能源行业。2007年，AES的子公司AES黑海控股公司与国华能源投资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国华爱依斯（黄骅）风电有限公司，AES在该合资企业中持股49%。2009年11月，AES又与深圳东江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及重庆能投旗下松藻煤电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在重庆投资煤炭乏风瓦斯项目。
　　    而电力市场仅存的外资企业——法国电力公司，目光也聚焦在核电。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核产业的大户。目前，中国在建的核反应堆和计划建设的反应堆都是世界上最多的。
　　    虽然媒体报道并不多，但是日本福岛核灾难对中国的核发展造成了显著的影响，让新电站的建设遭到“雪藏”，并且引发了对国内设计安全标准的重新思考以及对新建内地核电站的空前反对浪潮。虽然国务院在5月31日发文指出，新建设项目会在短时间内重新启动，但过去15个月里发生的种种仍会让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的核能建设目标难以完成，就连2020年的目标也要看以后情势的发展。

　　    中国进入民用核能领域相对较晚，第一个商用反应堆1985年才建成。截至今年5月，中国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只有16座，2011年核电在中国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只有1.85%，是所有拥有核电站的国家中最低的。尽管是一个后来者，但直到福岛事故前，中国在此领域都非常活跃，近年来的核电建设速度令人惊叹。目前中国在建的核电站有26座，占世界新建电站总数的39%。
　　    但是福岛核事故改变了一切。就在灾难发生的三天之后，彭博社就报道说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一定要加强对核安全的评估及核电站的监控”。同时新核电站建设的审批被暂停。
　　    5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核安全及2020年远景目标的临时审批。但在正式启动前，多座现存的核反应炉需要经过安全性整改，以符合新的防震防洪标准。尽管如此，新项目的确切建设日期，以及新核安全规范的发布日期尚未明朗。
　　    直至2012年6月前，这些核电站仍然没有获批，部分原因在于未来反应堆设计战略方向的不确定，尤其是否将目前在中国占主导的第二代CPR 1000设计转变为从海外引进的第三代设计。
　　    还有更令人担忧的是，有外媒认为，对中国核电来说，作为一家核电运营商，风险将不是铀价，而在于透明度。北京必须发展一套赶上甚至超越其他国家水平的监管体系，才能让投资者信服。

　　（雨读根据《南方周末》、《金融时报》、《中国投资》、《21世纪经济报道》等综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