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潜艇是维护我国国防安全的重要军事力量，相关新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核潜艇的发展经历了极为不平凡的历程。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在北方的一个半岛上神秘地下水了。当天、当年，甚至此后十年，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过此事。直到数十多年后，遮蔽在其身上的神秘帷幕，才掀开一角。 

    铿锵誓言 

    中国核潜艇的起步，源于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的绝密的《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报告送审次日，周恩来总理即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翌日，总书记邓小平批示道：“拟同意。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 ”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亦圈阅了此报告。仅仅3个月后，负责潜艇核动力的反应堆研究室，以及负责总体设计和研制的核潜艇总体研究室，在二机部和海军的大力支持下绝密成立了。 

    1958年10月，中方代表团赴莫斯科，希望核潜艇的研制得到苏方帮助。但代表团最终连核潜艇的样子都没见到，并被拒绝讨论核潜艇问题，仅参观了正试航中的“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及民用核电项目。 

    1959年，国际形势逆转。这年6月，苏方致信中方，提出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9月，赫鲁晓夫来华，与周恩来、聂荣臻会谈时，就中方提出的核潜艇技术援建问题，回答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 ” 

    毛泽东得知苏方的回应后，十分气愤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句气势如虹的名言，成为当年国人攻克核潜艇难关的动力之源。 

    “豁出去了” 

    核潜艇，对当时国家整体科技能力和制造水平都弱于苏联的中国来说，面临的挑战无疑更大。核潜艇的研制确实有点“生不逢时”，1958-1961年，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原子弹和核潜艇的研制难以做到齐头并进，为了确保原子弹的成功，中央决定放缓核潜艇的研制。 

    1964年9月，我国第一艘装配建造的“31”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成功下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都为核潜艇重新 “走马上任”赢得了主动。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1次中央专委会议，决定将核潜艇工程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并要求二机部负责在1970年建成与核潜艇1∶1的陆上模式堆，担当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前驱”。 

    1967年6月下旬，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的一个秘密会议上，与会者对造反派揪斗专家、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阻挠十分气愤，聂荣臻忍不住发火了，说：“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 

    但会议精神仍无法落实，因为造反派的歪理是“不能以生产压革命”。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向聂荣臻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特别公函》，强调“‘○九’（核潜艇）工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必须“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时间、保质量，圆满完成任务”。 

    8月30日一大早，刘华清怀揣打印好的《特别公函》，来到国防部聂荣臻办公室。聂荣臻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文件，沉思片刻，果断提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特殊的年代里，这份《特别公函》刹住了各地造反派以种种借口和理由阻碍建设、揪斗专家、停工停产的歪风，成为核潜艇工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尚方宝剑”。其实，当时卷入“二月逆流”的聂荣臻自身处境已很艰难。多年后，聂力曾问父亲，你当时怎会如此“大胆”？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只说了4个字：“豁出去了！ ” 

    正式下水 

    1968年2月，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会议决定，陆上模式堆要在两年内达到满功率运行。当年7月18日，毛泽东又签发文件，调动一个营的部队支援陆上堆建设。从1966年建设“909”基地开始，周恩来先后4次召开中央专委会议，研究核潜艇研制中的各种问题。 

    1970年7月26日，陆上模式堆的两台发电机组发电并网，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核能发电。 8月30日，当主机达到设计满功率时，仪表显示仅使用了99%的反应堆设计功率。顿时，模式堆大厅内外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正式下水。1988年9月15日14时，我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巨浪-1”潜地战略导弹首获成功。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四国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能力的国家。